前言：農村“三變”改革背景
2013年，貴州六盤水市出現以“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為主要內容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盤活了集體資產，壯大了集體經濟，農民群眾得到了實惠。
2014年，六盤水市委市政府基于精準脫貧難題和發展山地特色現代農業中“資源分散、資金分散、農民分散”的困惑，對基層“三變”改革探索進行總結歸納，并在本市推廣。
2015年11月中央扶貧工作會議，習近平總書記：要通過改革創新，讓貧困地區的土地、勞動力、資產、自然風光等要素活起來，讓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帶動貧困群眾增收。
2015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批示“三變改革似有更深層次上考慮其價值的意義”。
2017年中央1號文件：從實際出發探索發展集體經濟有效途徑,鼓勵地方開展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等改革,增強集體經濟發展活力和實力。
此后，農村三變改革連續多年被寫入中央1號文件。
一、 農村“三變改革”內涵：從表層到實質
中國農村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可以說已經從一種發展模式上升為重大制度變革。北京至道文旅規劃院在此重大變革之際，結合多年實踐與研究，提供一些我們的思考與建議，以為各地農村三變集思廣益、添磚加瓦。
（一）“三變”表層釋義：
1、資源變資產：
是指將合法的集體土地、林地、林木、水域、濕地和閑置的房屋、設備等資源的使用權,通過量化估價后以資本的形式入股到新型經營主體。
【至道提示】“資源變資產”的核心是讓“死資源”變成“活資產”。
2、資金變股金：
是指將財政資金、村集體資金及村民自有資金等，按照相關政策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戶持有的股金，集中投入到各類新型經營主體。
（其中財政資金主要包括5大塊：生產發展類資金、農村設施建設類資金、生態修復和治理類資金、財政扶貧發展類資金、支持村集體發展類資金。按照相關政策要求, 原則上可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戶持有的股金投資入股經營主體。）
【至道提示】“資金變股金”的核心是讓“零散資金”變成“增值資本”，變“一次性”投入為“持續性”增收。
3、農民變股東：
指在“資源變資產”和“資金變股金”過程中，農民將自身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木所有權、集體資產股權、宅基使用權以及自有生產經營設施等各種生產要素, 評估折價后,投資入股經營主體,享有股份權利。
【至道提示】“農民變股東”的核心是提高農民的“財產性收入“。
（二）“三變改革”深層實質
農村三變實質是針對農村集體經濟體制的再一次制度變革。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農村要經歷一場否定之否定式制度變革： “統（人民公社）--分（聯產承包責任制度）--統（農村三變）”。
人民公社時代的“統“實質是吃大鍋飯，調動不了生產積極性；改革開放后實施的 “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質是“分”，這調動了生產積極性取得了階段性成功；現在的“農村三變”也是“統”，但與大鍋飯時代的“統”又本質不同，是遵循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統。
20世紀八十年代實施 “聯產承包責任制”后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保障了農民溫飽；但是接下來幾十年中國工業化迅猛發展，工業城市吸納了大量農村人口，農村由于勞動力流出而凋敝。聯產承包制本質是鼓勵小農自由經濟，這對于不切實際的人民公社式集體經濟而言是一種進步；但是對于工業化社會深入發展、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則是不適宜的。因為市場經濟的成熟階段必然追求規模經濟！相應的，農業現代化，也必然要求農業生產的土地等要素的形成規模！
這樣一來，曾經“先進”的聯產承包責任制，隨著市場深入發展的“規?；洕币?，逐漸又變成了“后進”；農村三變就是在此歷史背景下必然登場了，通過市場化的辦法（而不是人民公社時代的強制行政手段）讓土地等生產要素重新集中形成規模，并找到新型市場主體來統一運營它。
【至道提示】所以從本質層面看，三變已經不是局部地區的農村發展模式了，而是必然會上升成為普遍制度變革！
二、農村三變改革的先行實踐經驗
今天的三變猶如當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在成為普遍制度前，必然有諸如“小崗村”那樣先行先試者（只不過今天的先行先試，不必像當年承受那么大的政治壓力了）。下面北京至道規劃院為大家梳理下全國各地的先行實踐案例經驗。
（一）零散類型若干
以下零散型案例都屬于簡易單一型，要么出土地、要么出房屋、要么出資金，去入股新型經營主體。也就是說往往只有“一變“，并沒有系統的三變改革。事實上，其中有些案例早在”三變改革“這個名詞出現之前就已經實質存在。
1、資源實物入股：旌德縣白地鎮洋川村以閑置荒蕪的小學校舍出資，通過招商成立旌德縣毓文紅木家具有限公司從事紅木家具生產，每年約定分紅3.5萬
2、資金入股：績溪縣金沙鎮兵坑村以扶貧開發項目資金的 20 萬元投資入股兵坑源生態漂流公司，每年可固定享受2萬元的等額分紅。
3、資金購買資產收租：寧國市某村以50萬政府扶持集體發展資金，購買兩座倉庫返租給本鄉農企大戶，村集體每年獲取固定租金若干。
4、土地流轉入股：旌德縣孫村鎮合慶村 169 戶農民，以480畝土地入股蘆筍種植合作社，保底分紅560元/畝，蘆筍成熟期每畝總收益可達近千元。
5、合作建房宅基地使用權出讓：臨安市朱陀嶺村，農戶與杭州企業合作蓋房，即企業出資未農戶重建新樓，一二層歸農戶，三四層樓的30年使用權出讓給企業發展鄉村旅游養老。另外，農戶每年從企業領取物業管理費若干。
……
（二）三變綜合改革發源地——舍烹村
1、背景：
貴州六盤水市舍烹村位于云貴高原烏蒙山深處，過去村民們被阻隔在萬山中，祖祖輩輩守著零散的田地，種植玉米等傳統作物，過著靠天吃飯的日子。2011年，舍烹村人均年收入不足700元，是當地貧困村寨。
2、發展過程：
2012年，舍烹村在返鄉能人陶正學的帶領下，成立了普古銀湖種植養殖農民專業合作社，陶正學在內的7位原始股東以“5萬元一股，共50萬元的股金”進行籌劃。合作社改變過去由農民分散經營的傳統單一種植模式，通過整合舍烹村1380畝土地入股合作社，集約發展的刺梨、獼猴桃等高附加值的經濟林果作物，推動規?；?、集約化農業經營。
2013年，正值普古銀湖農民專業合作社如火如荼時，陶正學開始思考開發旅游業。成立了貴州娘娘山高原濕地生態農業旅游開發有限公司。陶正學在當地政府的指導下，通過以舍烹村開始推行的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模式，聯合周邊8個村2950戶5455人以部分資金和85000土地入股娘娘山高原濕地旅游開發公司。 農民成了名副其實股東，村集體每年固定分紅22.5917萬元，。
3、顯著成就
通過“三變”改革，幾年來，舍烹村不斷發展，成了國家級4A級景區、全國文明鄉村。2016年園區產值2.59億（其中旅游收入達0.56億元），接待游客60萬人次。2017年1至7月，普古娘娘山接待游客52萬人，旅游產值達1.3億元。
4、帶頭能人
舍烹人陶正學，16歲就外出闖蕩的他，原本在外經營煤炭生意，攢下了億萬資產。2012年返鄉帶領村民們發展特色農業和旅游業。
陶正學憑著對家鄉的了解和多年的經營經驗，敏銳察覺到：舍烹窮在一個“散”字：資源散、資金散、思路散，必須找條紐帶把村里有限的“山、水、地、人、錢”串起來。于是陶正學開始在娘娘山探索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
在此過程中，陶正學的寬大胸襟與氣魄起到了很大作用。
（1）幫助村民拓展眼界：陶正學出資近60萬元，把舍烹村的周邊的村干部、有威望的老人等60多位村民組織起來，前往云南考察現代農業?？粗颇系默F代農業發展得很好，村民的發展愿望更加強烈。
（2）墊付資助村民股金：合作社成立之初，農民缺少資金入股，陶正學提出辦法：農戶自籌一半，陶正學墊資一半；自籌有困難的，可從陶正學處借本金，再用勞動報酬等償還墊資?？傊百嶅X了就還,賠了不要你們還?！?/span>
（3）耐心說服土地流轉：包括陶正學在內，合作社的原始7位股東挨家挨戶做流轉土地的解釋工作。最終，村民分別以每畝土地一年520元、450元、300元的價格流轉到合作社名下。
（三）三變綜合變革另一典型——簸箕掌村
1、背景：
簸箕掌村位于西安藍田縣城西北部洩湖鎮。全村轄5個村民小組，301戶1039人，面積6.5平方公里，耕地2500畝，人均耕地2.33畝。2013年以前，簸箕掌村群眾分散居住在溝梁之間的15個居住點，以傳統種植和外出務工為主，收入較低是省重點貧困村，并且長期受滑坡等地質災害威脅。
2、發展過程：
2013年利用“移民搬遷”機遇，村上整合移民搬遷、土地增減掛鉤、城鄉統籌等涉農資金幾千萬，啟動簸箕掌新村建設；與此同時，以戰略策劃眼光，將新村規劃設計成旅游村落。在此過程中“三變”助力：
資源變資本。首先清產核資、理清家底村上聘請了有資質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對全村的土地、集體經營性資產、公共服務的非經營性資產，進行勘測、登記、核實，把“死資源”變成“活資本”。評估后，村集體擁有的土地、林地等資源資本總值為1.17億元，股份量化后，簸箕掌村集體經濟組織總股份為3.91萬股。每畝地還保底分紅1500元。 并向農業行政主管部門申請登記成立了“ 藍田縣洩湖鎮簸箕掌村股份經濟合作社”。
資金變股金。村上利用西安三變政策導向，將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生產發展類資金、農業生態修復和治理資金、扶貧開發資金、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等全部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的股金，入股經營主體，按股份獲得收益。在利潤分配上，村集體經濟組織預留60%用于擴大再生產，40%分給村民。
農民變股東。村上以2014年3月30日為基準日界定村民身份。經核實，1039個村民成為簸箕掌村的合法股東。股份設置形式包括土地股、固定效益股、獨立效益股和集體股。同時簸箕掌村在工商局注冊登記，成立了“西安卜瑩生態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負責管理運營村集體資產。
3、顯著成就
如今，簸箕掌村成為繼袁家村后的陜西又一著名民俗旅游文化村。村中建有美食小吃街，村前有旅游觀光湖，這些都是依托新村建設同步完成。并且進一步發展了花海、窯洞賓館、滑雪場等旅游項目
2015年至今，簸箕掌村共接待游客80多萬人，實現旅游收入近千萬元。 村集體經濟積累從零增加到3000多萬元（不含土地資產），加上群眾1000萬元的入股資金，村集體資金已超過4000萬元，徹底破解了村集體有資源無資金的問題。
【至道點評】：當然，簸箕掌村鄉村旅游業經歷了初期高速發展后，到2020年前后遭遇瓶頸期。本質原因是：新村建設的本地人審美與外來游客的返璞歸真審美有一定沖突，產品跟不上市場品味轉型的變化，。但瑕不掩瑜，簸箕掌村能抓住移民搬遷機遇、同步進行三變、并把三變結果嫁接到鄉村旅游業上，從“道”的層面是成功的！至于旅游產品需要升級換代，屬于“術”的層面問題。
3、帶頭能人：
村支書李志剛多次到省、市參加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培訓?；貋砗筇岢鰬M快啟動簸箕掌村的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通過改革盤活全村的資源、資產和資金。2014年3月，在他的倡議下，簸箕掌村“三變”改革開始上演。
三、農村三變的實踐中的難題與建議
（一）資金難
農村“三變”改革中，利用到的資金大概分四類：一是農村財政資金；二是社會企業資金；三是農村“三權”資源（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資格權等）通過抵押等方式變資本金；四是集體自有以及農戶自有資金。下面至道規劃院重點剖析下財政資金和資源抵押變資金的問題
1、農村財政資金整合利用：雖有政策導向，但也有法律盲區
自從2017年農村三變改革寫入中央1號文件以來。各地都出臺了一些“資金變股金”的制度支撐。但由于種種原因（主要是上層制度改革的漸進性原因），這些制度要么與某些先行法律法規沖突、要么比較含糊沒有明確實施辦法。
例如安徽省是國內較早進行農村三變改革探索的，于2016年出臺了《“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改革試點工作方案》，其中關于“資金變股金”有關規定中指出，“要將各級各部門投入到扶持農業農村發展生產的財政資金（直補農民、社會保障、優待撫恤、救災救濟、應急類等資金除外），在符合資金使用要求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圍內進行整合，量化到村集體和農戶，通過契約合同入股的方式，集中投入到經營主體，按股比獲得收益分紅”
——安徽省的政策導向雖然鼓舞人心，但是在實際操作中，缺乏細節的制度支撐，很少有資金能進行整合。以安徽省旌德縣為例，據統計當前實際整合的資金，僅有財政部門的農村綜合改革資金和縣財政設立的扶持集體經濟發展基金兩項。
2、農村資源抵押變資本金：有試點政策導向但實操難關多
“三變”改革中，主要利用到的四大類資金中。 理論上農村“三權”資源抵押變資本金才是大頭，但現實操作中，這最大的一筆潛在“資源變資本。資本變資金”往往很難運作。
第一步，農村三權的確權頒證，是資源變資本金的基礎。
目前部分地方已經完成三權（林權，宅基地資格權，土地承包權）的確權頒證；但也還有不少地方沒有完成這個基礎工作
第二步，農村三權的評估機構少，評估費用高
即使確權頒證了，三權價值評估難，例如重慶某客戶申請林權貸款100萬，評估費就2萬，與部分業主無法接受高額評估費而放棄貸款
第三步，評估量化抵押貸款時，處置變現難，
農村三權評估后，在重慶等試點地區，政策已經能嘗試做抵押貸款。但金融機構現實熱情不高，主要是因為一旦遭遇貸款不良，資產處置變現難。（因為目前為止相關法律規定原則上農村土地和房屋只能在本集體內轉讓，而這么小的范圍內資產處置變現很難）
我們看到，在六盤水舍烹村合作社案例中。財政資金很少；土地資源變資本到位，但進一步資本變資金不到位。最大資金其實來源于帶頭人陶正學個人。陶以奉獻精神借錢墊資給村民入股?！@然這種形式更多靠道德精神層面，法理上不具備普遍推廣性。
西安藍田縣簸箕掌村案例，最大一筆資金雖然來自財政，但是得力于“移民搬遷、土地增減掛鉤”的特殊機遇整合，也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至道規劃院認為，當前鄉村振興的資金可能主要還是要靠返鄉能人和企業的資金（涉農財政資金整合、農村三權資源變資金，目前力度不夠；村集體資金和村民資金，多數地方天然不足），這也注定了鄉村振興與三變可能還難以普及。
（二）人才難
六盤水舍烹村的鄉村振興離不開返鄉能人陶正學；藍田簸箕掌村離不開村支書李志剛；安吉魯家村的振興離不開返鄉能人朱仁斌……
鄉村振興的五個振興中，從某個意義上將，最關鍵的樞紐是“鄉村人才振興”。以能人為樞紐，才能牽一發而動全身。用流行話說就是：，窮人跟著能人走，能人跟著產業走“
【至道點評】：能人返鄉，有著中國千年文化傳統，所謂“富貴不還鄉如錦衣夜行“，這批返鄉創業時能把掙錢動機與奉獻動機有機結合，是鄉村振興最最關鍵人才（相比較而言純粹的外來企業招商，雖然對鄉村振興作用也很大，但往往只有純市場掙錢動機）；但問題是誰也不能保證，每個村子都有外出成長起來的能人。
四、地方政府在三變工作中的作為與建議
（一）農村三變中三大主體的角色分工簡析
農村“三變“工作，牽涉農民、涉農企業與能人、政府三大主體的分工合作。
至道規劃院認為：
“涉農企業與能人”是關鍵要素，因為三變最終目的是鄉村振興農民致富。那么和一切致富的普遍道理一樣，企業家組織才干是最為關鍵要素。有了能人的眼界和運營能力，死資源才能變活資本，零資金才能變整資金，綠水青山才能變成金山銀山；
農民和村集體則是基礎要素，因為他們提供了土地、山林等基礎生產要素，供涉農企業來操作運營；
政府在農村三變與鄉村振興工作中扮演角色有兩方面，一方面政府會直接提供涉農財政資金進行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則是相關政策機制的保障與創新。
（二）政府在農村三變中的機制保障與創新
1、 “三權分置”機制微創新
農林地與宅基地的三權確權頒證以及三權分置，是三變改革的基礎。
農林地的三權分置，早在2014年中央有關政策已經明確，即農林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
宅基地的三權分置，2018年中央有關政策也已經明確，即宅基地的集體所有權、農戶資格權、 使用權三權分置。
雖然中央的基本政策方針是出來了，但地方政府在制度微創新方面能有進一步作為：
例如安徽旌德縣于2018年創造性的頒發了全國第一本宅基地三權分置證書。之前各地的宅基地確權，只是為農戶的資格權確權，使用權分離出來后“缺少一個法律本本”，導致在流轉、抵押、入股等環節缺少嚴格法律保駕護航。
上圖說明：宅基地使用權人王五四（左）、宅基地資格權人方圣蓮（中）、宅基地所有權人旌德縣興隆鎮大禮村民委員會的代表孫秀寶（右）在展示 “一式三份”樣式的全國首本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不動產權登記證。
補充資料：王五四是旌德縣興隆鄉三峰村人，因山路崎嶇交通不便。他了解到隔壁的大禮村村民方圣蓮遷居縣城家中老屋閑置，于是2013年前去達成了房屋買賣協議。2014年，王五四花32萬元買下方圣蓮的那棟房屋。然而按照當時法規，王五四辦不了相關的產權證書，擔心房子被要回去，心里不踏實。適逢2018年縣里開展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于是提交了辦證申請。
最終旌德縣將這首本宅基地三權分置證書印成“一式三份”，同時發給王五四等使用權人、資格權人和所有權人。此不動產權證書權利人一欄寫明“三方”：王五四（宅基地使用權人）、方圣蓮（宅基地資格權人）、旌德縣興隆鎮大禮村民委員會（宅基地所有權人）。
旌德縣的這個創舉很快顯示了實效！農行旌德縣支行以借款人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作抵押，向旌德縣興隆鎮五四家庭農場業主、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全國首證持證人王五四同志成功發放農戶生產經營貸款 10 萬元。
【至道點評】：“三權分置“可謂是”三變改革“的基礎。部分縣市連三權的確權頒證工作都沒完成；有些縣市只做了一般性確權工作，沒有單獨為使用權確權；而像旌德縣這樣“微創新”，進一步頒發出三權分置證書，則為鄉村振興的實操帶來了更多可能性，流轉、抵押、入股等工作都有了法律保障。
2、三權抵押融資的機制創新
中央政策是籠統鼓勵探索鄉村三權融資，但具體做法上并沒有規定；同時由于現行法律制約，以三權（農村宅基地資格權、農地承包權及林權）抵押方式發放的農村“三變”貸款在出險后，風險處置難度較大。
因此，各地試點農村“三變”改革貸款時，都在機制創新，解除金融機構試點后顧之憂。
很多試點城市的辦法是政府成立三農擔保公司。由擔保公司擔保，農戶以農村三權向擔保公司提供返擔保。以減少銀行的后顧之憂。
安徽省的“4321”政銀擔合作模式則又有所創新，改變由融資擔保公司承擔全額代償風險，政府補貼融資擔保公司的傳統模式，引入政府、再擔保、銀行共同分擔風險。（安徽4321模式已經得到國務院認可并全國推廣）
“4321”具體是指對單戶2000萬元以下的貸款擔保業務，由融資擔保公司、安徽省信用擔保集團、銀行、當地政府，按照4∶3∶2∶1的比例承擔風險責任，即“4321”新型政銀擔合作模式?！锻ㄖ贩Q，經測算，新模式下政府投入1億元財政資金可撬動100億元貸款注入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銀行信貸風險敞口較自主發放貸款下降80%，融資擔保公司承受能力提升2.5倍。
安徽下屬縣市借力“4321”模式，又有進一步機制微創新，例如：
宣州區政策性擔保公司制定《宣州區農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將農房抵押貸款納入“政銀擔風險分擔體系”。
安徽旌德縣，則將土地經營權貸款擔保池納入林權收儲資本金體系，注資200萬元成立林權和土地經營權融資補償基金，按照1：10的比率放大貸款額度；
3、涉農財政資金的整合政策創新
重慶自2014年起開始探索試點農業產業項目財政資金股權化改革，在財政支持農業企業、農民合作社的產業發展資金中，按一定比例以股權量化到流轉土地的農戶和集體經濟組織，這項試點范圍已覆蓋涉農區縣，凡涉農產業發展資金都可用于股權化改革。
例如地處三峽重慶庫區的開州區齊圣村，近年因地制宜，發展獼猴桃種植股份合作社，財政扶貧資金以2000元／股的標準，直接配股給貧困戶，成為合作社股東。隨著獼猴桃進入豐產期，最近兩三年合作社年均利潤在100萬元以上，農民戶均分紅7000多元。
涉農資金“股權扶貧”在幫助貧困戶增收的同時，農業大戶與農業企業也拓寬了資金來源。重慶南川區推開“股權扶貧”后，報名參加的農業企業、專業合作社有100多家，最后入圍試點名單的50個項目大多是畝均產值上萬元、經營風險相對較低的優質項目，大戶獲得補助可以改善基礎設施，擴大產業規模，貧困戶收益也有保障。
【至道點評】：重慶由政府“居間“搭橋，將部分涉農財政資金，引入優質農業企業主體，量化成村集體或農戶的股權。這種做法有兩點好處：其一政府出面整合財政資金統一使用，比村集體自己操作更有政策權威性，顯得有法可依；其二村集體雖然業可以直接與涉農企業對接入股，但政府居間的信用背書，使得村集體和農企雙方都更有安全保障。
尾聲：鄉村振興之路究竟有幾條
1、三變實施的普遍性？
轟轟烈烈的農村三變改革似乎能掀起一場革命。但究竟是能普遍發生，還是只能局部突破？
我們理論上當然希望是一場普遍革命。但能普遍發生的變革，背后必然應該是制度的普遍突破。
然而很多三農問題進入改革深水區，一時無解！例如前文論述三權分置往往是三變的基礎，而三權分置就存在無解問題。
我們假設一個案例：假設旌德縣地全國首例宅基地三權分置頒證中，“宅基地使用權”人王五四的家庭農產破產，那么抵押給銀行的宅基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銀行能如何處置；即使銀行大膽革新一步，能將房屋及宅基地使用權成功拍賣給外村人甚至城市人（改革能到這一步已經算是深水區了）；但進一步還有問題，那么擁有“宅基地資格權”的方圣蓮，在這個假設案例又有何權利或義務？應該是啥都沒有！——那么所謂的宅基地資格權，在宅基地使用權一旦交易后，是不是成了徒有虛名？？
如果沒有制度的普遍突破，那么我們看到所謂成功案例背后都免不了情懷驅動。例如六盤水舍烹村三變股份改造，真正關鍵是帶頭人陶正學的情懷，他最終實際出資1270萬元，卻只占27股，其余73股由村民持有，而村民的股份由他對半墊付。而情懷這種東西推廣普遍性不足。
2、鄉村振興出路究竟有幾條？
或者我們再換個角度思考，三農問題出路到底是靠三變改革為主？還是靠城市化為主。
三變改革就農說農，似乎不忘初心更有道德力量；但著眼人類宏觀發展歷程、借鑒歐美發達國家走過的路，農民的解放更多得力于城市化。
王福重“消滅農民論“有人斷章取義抨擊之，但如果完整理解是有道理的。其本質論點與我們北京至道文旅規劃院的觀點一致：①農民市民化，多數農民進城；②農業現代化，有農業無農民/有農地無農村。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俯瞰人類發展史，“城市化--多數鄉土社會消解“可能才是三農問題的最大一條出路。（參考至道規劃院著文《中國鄉村的六大出路》）
試看美國只有5000萬農民，運營著1.6億公頃耕地；我國1.2公頃耕地，卻有3億多農民?？陀^一對比，就知道，我們的農民城市化之路還遠遠沒有走完。
……以上種種觀點，至道規劃院并不敢完全定論。此專題研究目的真的是“拋磚引玉”。畢竟今日中國的城鄉雙輪大變革，才真正是 “三千年未遇之變局”。雖有困惑，但我們也幸運地躬逢盛世參與其間。